不朽的基督徒： 伟大的信仰造就了伟大的曼德拉

“南非终身名誉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先生于南非当地时间12月5日逝世，部分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研究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宗教性“圣徒”气质的非洲民族主义者。

曼德拉是过去的一个世纪内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点毋庸置疑。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曼德拉的《与自己对话》序言中这样说道：“这些年来，我怀着十分谦卑的心情关注着他，崇拜着他。同时，他在追求公正公平梦想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也激励着我。如今世界充斥着冷漠和绝望，而曼德拉的人生故事正是与这样的世界对抗的过程。他从一名囚犯到一个自由的人，从一位追求解放的斗士发展为推进和解的热心人士，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位国家总统，致力于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和发展。卸任后，曼德拉继续为实现公平、机会均等和人类尊严而努力工作。他对改变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很难想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他，历史会变成什么样。”（纳尔逊·曼德拉：《与自己对话》；王旭译；中信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2011年1月）

曼德拉的伟大人格，当然不是一天就长成的。他在自传中一再说自己不是什么圣贤。在选择反抗种族隔离政策为志业后，曼德拉也不是一直就正确，他和平常人一样会犯错误，但他能虚怀若谷，听取不同意见，不断地改进和修正自己的想法和斗争策略。当他进入“非国大”(编辑注：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政党)并崭露头角后，他和多数青年骨干一样，不满于当时非国大最高领导人埃克苏玛医生的软弱，认为不发动群众，仅靠与白人高层斡旋，希望他们大发慈悲而改善黑人的处境是与虎谋皮。

因而他和一些少壮派在非国大内部成立了青年联盟，并通过选举让埃克苏玛离开领导层，然后放手进行组织建设，使非国大从一个松散的组织变成一个行动能力强的政党。此时曼德拉表现出的激进、不妥协，是对老一代非国大领导人的政策进行的适当的纠偏。

而在他成为非国大重要领导人之后，各地黑人的示威、罢工运动开展起来，面对黑人内部过于偏激的种族主张，如强调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所有白人无权生活在南非，他表现出难得的理性。他和非国大其他领导人促成了南非印度人大会、南非有色人组织、民主人士大会(作者注：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的白人左派团体)联合召开人民大会，通过了《自由宪章》，声明南非是所有人包括黑人、白人、有色人种的南非，不同肤色的南非人是“彼此平等的公民和兄弟”。这样的主张被更为激进的泛非大等政治组织视为软弱。

在一项政治运动开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时期总是越激进就越能占据道德制高点，越能吸引普通群众，曼德拉等人在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早期就亮出了“种族和解”的主张，暂时失去了一些群众，但他不在乎一时一地的胜负，放眼长远，在以种族和解为目的的前提下进行抗争。无论在组建“民族之矛”进行武装斗争时，还是囚禁在监狱里，曼德拉一直头脑清醒，认为解决南非种族隔离最合适的方式只能是经过谈判取得和解，而不可能是通过战争彻底打败白人取得解放，进而反过来奴役白人。

在近28年的囚禁中，曼德拉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把囚禁当做修炼。他一直在为走出监狱、促进种族和解做准备，这样的准备包括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储备知识、训练从政技巧。

在罗本岛的早期，曼德拉的生存条件可以用中国古代圣贤孟子的几句话来形容：“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睡觉的地方是铺在潮湿阴冷地板上的一张席子，吃的是低劣的食品，还要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但他每天都坚持锻炼，以保持健康的体魄。监狱管理者百般刁难他，不让亲人来探望他，割断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企图摧垮他的意志。他通过秘密渠道将狱友组织起来，有理有节地争取权益。他在监狱里自学了南非白人的语言与历史，并用人格魅力感化看管的狱警，为走出监狱后寻求种族和解做准备。
 

(注：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曼德拉在监狱里曾有两个方面的担心：早期他怕被世人遗忘。漫长的囚禁中，白人当局让他的名字在国内媒体上几乎完全消失。如果他出狱后，公众根本不了解他，没有了影响力，又如何促成和解？晚期因为黑人反抗运动重新激荡，曼德拉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和南非几乎所有黑人的敬仰，他又担心自己“成圣”，成为仅仅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偶像。

战胜了忧虑、惶惑、煎熬，曼德拉在72岁获得自由后，仍然有健康的身体、旺盛的精力。监狱里的磨难没有助长其仇恨，相反他更认识到宽恕的重要。囚禁时所磨炼出的坚强意志使他面对具体政治难题时，不畏惧，不回避，用充分的耐心去应对，并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技巧。

最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在入狱前还是囚禁期，或是出狱后与白人当局以及另一位黑人领袖布特莱齐的交涉中，曼德拉一直坚持要保障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坚守“一人一票”的底线，反对抽象的种族平等。一些黑人精英，包括他那位族侄——曾在白人当局炮制的班图体制下任王国首相，为了自身利益，鼓吹的往往是抽象的、集体层面的“种族平等”，如此，只能使少数处于高层的黑人获益，从而成为白人鼓吹的改革的点缀品。曼德拉深知，黑人的解放不是少数高级黑人的解放，没有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就不会有整个黑人种族的自由与平等。

“二战”后，亚非拉不少在民族解放中居功至伟的领袖人物，获得权力后腐化变质，成为独裁者，从人民的英雄变成人民的公敌。曼德拉和那些人相比，更具有现代政治家的风范，一直很警惕权力的腐化。他在未完成的自传续篇中写道：“在历史上，不断有革命分子被贪婪打倒，他们最终被转移公共财产为己所用的贪念所压倒。他们背叛了曾经让他们名扬天下的高尚目标。”(纳尔逊·曼德拉：《与自己对话》)

——这是曼德拉身居高位后一直在防范出现的人生悲剧，他做到了。他面对权力腐化的警惕态度也影响了他和温妮的婚姻，温妮以英雄自居而表现出霸道与腐化，和权力面前谦卑的曼德拉产生冲突是两人离婚的原因之一。

曼德拉身上集中了20世纪不同类型的政治领袖特质。入狱前，他是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领袖；出狱后，他是宪政框架下和平竞争的政党党首；通过选举，他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这三个角色是不一样的，有些革命领袖擅长带兵打仗，有些政党党魁擅长选战，但未必擅长治国，曼德拉成功地完成了三个角色的转换。他当选联合政府的总统后的五年任期内，正式宪法出台，种族和解成果得到巩固，经济得到恢复并较大幅度增长……当这些新南非的基石奠定后，他毫不恋栈，实现不谋求连任的诺言，交出权柄，为南非的政治正常化做了很好的垂范。

居功而不自傲，有权而不恋权，不凭借个人崇高威望而凌驾制度之上，过去的一百年内，发展中国家能做到这些的政治家并不多，但曼德拉做到了。这比他将囚禁当做修炼，熬过28载炼狱生涯还要伟大。

(注：本文节选自作者新书《自由与宽恕：曼德拉传》)

      曼德拉是有信仰的人。他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从小时候起就是基督徒（卫理公会教派）。曼德拉不是一个“随时把信仰戴在袖口上”的人，所以他不太爱公开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他曾明确表示自己从来都是、今后也将一直是一名基督徒。他坦承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都以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为根基。曼德拉的宽恕精神跟他的基督教信仰紧紧相关。曼德拉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发誓不惜牺牲生命也要跟白人种族主义者抗争到底、满有激进倾向和苦毒仇恨的“愤青”。被囚罗本岛的二十多年，曼德拉的精神世界经历了深刻的改变。经过苦难的磨练，他的心没有变得更加冷酷僵硬，反而变得更加柔软温和。他对敌人的仇恨减少了，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却有更深的反思。二十七年的牢狱，曼德拉失去了肉身的自由，却获得了心灵真正的解放。在曼德拉的政治生涯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宽恕和仁爱，而拒绝苦毒与仇恨。他说“在那漫长而孤独的（被囚）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